【編者按】
為什么我們“不愛”了？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教授伊娃·易洛思在《愛的終結》一書中，梳理了18世紀以來人們愛情觀念的演變，并分析了背后的成因。她從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多學科的視角，試圖解釋當代的情感關系困惑：更多的選擇為何沒有為人們帶來更高的情感滿意度？愛的前景是否變得愈發(fā)不確定？澎湃新聞經浦睿文化授權，摘發(fā)書中部分內容。
“不”是你的詞匯表里力量最強的詞。
——奧克塔維婭·斯賓塞
她容易受傷，卻無人在意。艾米莉感謝心理治療教會了她如何不時地關上心門，感謝心理治療讓她仍然留在場上，……她沒必要為自己開脫，更加不必感到愧疚。
——維爾日妮·德斯潘特
著名心理分析學者斯蒂芬·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在《心理分析中的關系性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中，借用珀涅羅珀之紡（Penelope’s Loom）來描述我們心理的活動。
我們所經驗的日常生活，就像珀涅羅珀在白天看起來目的明確的織布勞動一樣，是有方向性的、線性的：我們試圖到達某個目標，做某些事情，以某種方式來定義自己?？墒?，就像珀涅羅珀在夜里拆毀她日間紡出來的布一樣，我們會不自覺地抵消日間的努力，使我們的既定目標變得更為復雜，尋找并建構出我們正要與之抗爭的約束和障礙。
米切爾的比喻非常生動，卻在至少兩個重要方面犯了錯誤。其一，珀涅羅珀非常清楚她“拆毀”白天紡出來的布是為了什么：她之所以拆布，是因為她在等待奧德修斯歸來。為了拖住來向她求婚的人，珀涅羅珀對他們宣告：在給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厄爾忒斯織成壽衣之前，自己是不能改嫁的。在夜里拆布是她有意識的策劃，目的是保護自己對奧德修斯的忠貞，也保護她在面對那些窮追不舍的求婚者時的自主性。所以，米切爾否定了我們可能完全意識得到我們拆開自己編織的布是為了什么，否定了我們可能通過完全自愿的行為而有意識地拒絕他人。其二，米切爾假設我們都有“日間的目標”，這些目標會在我們夜間的意識中被取消，這也就表示，他認為我們的心靈是唯一要為拆毀我們已然織就的衣服負責的能動者，完全忽視了社會秩序對我們在寒風中瑟瑟發(fā)抖所起到的作用。
米切爾的立場是心理學家們普遍所持的立場。心理學家的職業(yè)和專業(yè)使他們忽略了現(xiàn)代的自我受困于其中的雙重制度結構：資本主義對我們實現(xiàn)自主的要求，以及我們對持久單一伴侶依戀關系的浪漫幻想。實際上，我們拆毀了我們自己織成的布，很可能是有目的、有意識這樣做的，而這種目的性可能是受到了某些我們既不了解也不掌控的社會力量的影響。雖然在前幾章中，我們通過框架的混亂、本體的不確定性、信任的缺乏等不同機制去考察了紐帶的不形成（non-formation），在本章中，我要探討的是在已經建立起來的關系中的“不愛”過程，這是比上述機制更自覺、更反身性的過程。
20世紀的現(xiàn)代性最突出的標志之一，就是離婚給家庭制度帶來的轉變。在這段時期，離婚已經成了現(xiàn)代婚姻永遠要面對的一個潛在可能性。它是一種尤其有意思的社會學現(xiàn)象，因為它觸及了一個從前現(xiàn)代世界延續(xù)至今的最核心的制度——家庭。這個制度確保了人類的物種繁衍，引導了性，是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流動性的關鍵所在，還幫助人們積累和轉移了財富。作為一種“非選擇”行為，離婚會影響婚姻這個關鍵的社會制度，它包含了我們全書都在分析的現(xiàn)代性的重要社會文化力量：性從生殖（再生產）到享樂的轉向；財富積累的經濟模式從家庭轉向消費領域；消費文化在構成自我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由歸屬形成的紐帶消解，并為以選擇為基礎、以契約為形式的紐帶所替代。離婚是“非選擇”最突出、最有公共性的范疇，是“不愛”最制度化的形式。它也像其他形式的非選擇一樣，是本書從頭到尾都在分析的那些社會力量直接作用的結果。
《愛的終結》
乍一看，前幾章所描述的那些以迅速且相對輕松的退出（或持續(xù)存在退出的可能性）為特征的消極關系，似乎和離婚這種耗費心力、高度制度化地對正式承諾的解除很不同。離婚中的“不愛”就像慢慢拆開或者撕開織物，而前幾章描述的那種“不愛”則是根本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愿用線來進行編織。
離婚是退出一段制度化關系的積極選擇，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和我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所描繪的那種“模糊”的非選擇很不相同。離婚（或者分居）基本上都是自覺作出的決定，下決定的時間也比較久，而前文所描述的非選擇之所以會發(fā)生，好像通常只是因為行動者沒有清晰的意志或沒有目標明確的欲望。離婚幾乎不會是一場突然爆發(fā)、不給任何理由的關系破裂（第五章中描述的那樣），它一般會訴諸某些原因，并且是在一個制度化、流程化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離婚牽涉法律的制度，會懲罰過錯方，通常雙方還會為此激烈地爭執(zhí)。一般來說，離婚與物質世界和法律世界之間的關聯(lián)，與其他形式的非選擇不同。如果各種從關系中退出的形式組成了一道連續(xù)光譜的話，離婚和不經心性愛就分別處在這道光譜的兩端。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在本書的最后一章中提出，讓人們迅速抽身而退的許多社會力量，同樣在影響著離婚（或分居）這個自覺的、更加耗費心力的非選擇行為。這并不表示這兩種不同的退出行為是等價的，二者甚至連類似也談不上。雖然速分速決、無懲罰的分手和深思熟慮、代價高昂的退出是完全不同的心理事件——前者發(fā)生在互動規(guī)則模糊不明的語境中，后者發(fā)生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但二者都是求愛、親密關系、性、家庭和婚姻等制度經歷的結構性巨變引發(fā)的反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形成社會紐帶的過程，和維持社會紐帶的過程，承受著相同的社會學意義的壓力。框架的混亂、價值的貶低、防御性的自主、對自我價值的威脅、信任的缺乏……這些因素在“不愛”的過程中全都存在著，而“不愛”最高的表現(xiàn)就是離婚。
愛的終結
現(xiàn)代婚姻和作為情感理想的浪漫之愛緊密相關（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尋求締結婚姻這種正式紐帶的同性戀群體中，有高達84%的受訪者說他們結婚是為了愛）。愛的情感理想是在“強符號”和緊密的敘事結構之中形成的，這種敘事結構為人們提供了脈絡和線索，來塑造生命歷程的故事。正如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所說的：
盡管欲望可以擁有無限的形狀，但只有一個情節(jié)在主導著真正的幻想和期望的場景。在這個情節(jié)中，嬰兒期的欲望模式發(fā)展成了一個關于愛的情節(jié)，其后又被親密性的制度和對家庭連續(xù)性的幻想縫合起來。那種對家庭連續(xù)性的幻想，通過在平穩(wěn)的持續(xù)關系中制定的親屬鏈，連接著歷史的過去與未來。在美國，哪怕這個情節(jié)已經被廣泛地改編成各種形式，它依然享受著法律和審美上的特權地位：作為人們對生活所應該給予的東西抱持的夢想，對傳統(tǒng)愛情的渴望，在許多社會差異的領域中都還依然相當強烈。
這個虛構的情節(jié)是一種情感的幻想，這種幻想關乎某些特定情感是否在場、是否恒常，關乎這些情感的表達模式，關乎它們的強度與耐久度，還關乎它們的內容?；孟胧菢嫵涩F(xiàn)代之愛和現(xiàn)代婚姻的基本組成部分，它把情感縫合到日常生活的生產實踐、再生產（生殖）實踐上去。而在“不愛”這種認知與情感的過程中，這種縫合不再發(fā)生了，所以愛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再生產也就沒有了交集。這種“拆解”（unstitching）是如何發(fā)生的？要讓浪漫幻想的情感腳本中斷，要讓新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侵入維系紐帶的過程，必須有什么樣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我說的“拆解”是指，一種特定的情感體驗和幻想由于某些事件或事實的闖入而破滅的過程，這些事件或事實讓人產生了疑惑，并破壞了人們所介入其中的關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關系）的意義。這種拆解是經由一種貌似擁有“現(xiàn)實”力量的經驗而發(fā)生的，無論所謂的“現(xiàn)實”是對方人格的“現(xiàn)實”，還是背叛行為的“現(xiàn)實”，還是不可調和的分歧的“現(xiàn)實”。下面我將向讀者證明，在伴侶們體驗到的情感紐帶的巨大缺陷中，包含了日常生活表面下暗流涌動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過程。這些過程包括：性轉變?yōu)橐粋€現(xiàn)實的本體位面，而這個位面具有其自主性；消費領域在塑造自我性和身份認同中的作用；對自我價值和自主性的操演性防護；價值評估模式的強化，并且它很容易轉變?yōu)閮r值貶低的事實，而由于行動者已經發(fā)展出清晰的情感腳本，知道該在互動中表達什么樣的情感、怎樣表達這些情感，這一事實就更加突出了；本書記錄下來的其他所有過程都對已經建立起來的關系施加著隱蔽而強大的壓力。行動者通過“不愛”的過程，不自覺地和這些本質上既是規(guī)范性、社會性，也是經濟性的壓力纏斗。
離婚與女性在情感領域中的位置
社會學家們一直是把離婚當作一個獨立的事件，即婚姻的終結點，而不是當作一個不愛的情感過程（這種視角下，離婚和分居是相似的）來研究的。關于離婚，社會學家們感興趣的主要問題就是誰會離婚、為什么離婚、有什么后果。標準的離婚原因包括：失業(yè)、酗酒、經濟困難、子女出生、家務不均等、出軌，以及女性進入職場，等等。學者們會強調，女性越來越高的就業(yè)率和男性越來越高的就業(yè)不穩(wěn)定性是導致離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如果把離婚當作一種文化上的變量事件來研究，就會發(fā)現(xiàn)兩個非常顯著的事實：20世紀40年代，人們報告的離婚原因更多是“客觀的”，比如酗酒或者忽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離婚的理由變得“更加抽象、更加關乎情感”，并且更加主觀：“漸行漸遠”“對我越來越冷淡”“感覺不愛了”成了離婚的主要理由。在奧斯汀文化與家庭研究中心（Austi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Family）贊助開展的“2014年美國關系調查”中，受訪者選擇的離婚原因包括：出軌（37%）、配偶對需求不回應（32%）、厭倦了湊合的婚姻（30%）、配偶不成熟（30%）、情感虐待（29%）、對財務優(yōu)先級的排序不同（24%）、酗酒（23%）。前五名的理由都關于情感，這表明各種情感過程在婚姻中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它們作為離婚的理由也至關重要。
用社會學家史蒂文·拉格爾斯（Steven Ruggles）的話來說：“過去的婚姻更多地受制于社會規(guī)范，而較少受制于為了使個體幸福感最大化而進行的理性計算?！?/p>
由男女受訪者提出的婚姻破裂和離婚的最常見原因，包括：漸行漸遠、親密不再、感覺不到被愛和被欣賞、性事失和，以及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重大差異。較不常見的離婚原因則包括：因子女所起的沖突、藥物成癮問題和婚內暴力。
在另一項關于澳大利亞離婚問題的研究中，作者指出，“在剩下的男女受訪者中，有71%認為情感問題是婚姻破裂的首要原因”——排在虐待關系（包括暴力、酗酒問題等）和外部壓力［例如伊列娜·沃爾科特（Ilene Wolcott）和喬迪·休斯（Jody Hughes）的研究中討論的財務問題］前面。顯然，相比于之前的幾個世代，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人們會把性和情感方面的問題看成是更能被接受、更有說服力的離婚理由。情感已經變成婚姻和離婚的核心所在，也就是成就一段關系或破壞一段關系的“要害”。
必須與上述發(fā)現(xiàn)并陳的另一大發(fā)現(xiàn)同樣引人注目：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女性變成了離婚的主要發(fā)起方。這和女性就業(yè)率的提升會增加離婚率的發(fā)現(xiàn)是相符的。就像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Cherlin）所指出的：“幾乎所有在20世紀討論這個問題［離婚］的著名學者，都指出了女性就業(yè)率增加的重要意義。”女性經濟能力的相對提升，與她們多半以情感理由來發(fā)起離婚的事實，似乎存在著某種關聯(lián)。也就是說，可以獲得經濟獨立能使情感變成人的核心問題。邁克爾·羅森菲爾德（Michael Rosenfeld）強調：“關于性別、婚姻和生命歷程存在一個悖論年輕的單身女性似乎要比年輕的單身男性更渴求婚姻和承諾，然而，已婚女性對婚姻的滿意度似乎比已婚男性更低?！蹦呐屡栽谠庥鲭x婚時會比男性在經濟上損失更大（雖然女性擁有給付薪酬工作的人數要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但離婚還是會讓大多數女性在經濟上變得更脆弱），并且哪怕她們擁有其他機會的可能性更低——相比男性，她們選擇再婚的概率更低——但發(fā)起離婚的，還是更有可能是女性。這就意味著，機會理論對離婚的解釋效力，僅限于當經濟獨立讓某些特定的情感變得對女性更為重要，而女性對這些情感的經驗構成了她們離婚理由的情形時。
女性比男性更想獲得承諾，更有可能發(fā)起離婚，并且更有可能是出于情感的原因而發(fā)起離婚。以上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正如女性進入性契約的方式與男性不同，她們也會以與男性不同的方式體驗婚姻并發(fā)起離婚，而她們正是通過利用、借助、管理自己的情感來實現(xiàn)后者的。如果我們指出，在進入關系的階段，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情感的領域交往互動，而她們也正是因為更關注情感所以更容易主動終止所處的關系，那么邁克爾·羅森菲爾德所說的悖論就很容易解釋了。
導致婚姻（或同居）關系結束的原因紛繁復雜，我只會解釋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們都充分了解了這一點的話，那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女性是以所謂的“情感本體論”（emotional ontology）為基礎來對待婚姻的，“情感本體論”即她們認為的一個包含“實在”的情感、“實在”的情感需求和情感規(guī)范的領域，這些情感規(guī)范規(guī)定了情感應該如何被感受、被表達和被交流。就像男女對待性領域的方式不同一樣，男女在情感領域中也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并且行為處事的方式也不同。就像性被建構成一塊彰顯男性地位的陣地一樣，情感以及對情感的管理在塑造女性的身份認同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男性以性資本的積累來引導自己的行動，那么情感則是女性用來引導她們的行動、展示社會能力的策略性方式。這個判斷不僅適用于她們在進入關系的階段，也適用于她們處在穩(wěn)定的紐帶中，以及她們決定結束一段關系的時候。因此，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大眾讀物甚至科學文獻都在聲稱“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聲稱男性是理性的問題解決者，女性是感情用事的關系擁護者，甚至以兩性的大腦結構差異來解釋這種不同，但最新的神經科學的研究和我們社會學家的說法達成了一致——在所謂的“情感性大腦”的問題上，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固有硬件”的差異。女性認為自己是情感領域的管理者，這種自我定義更多地與女性被規(guī)定的社會角色有關，而與生物學沒有什么關系。確實，女性在情感領域中的位置和她們在經濟與社會層面上作為照護者（照護兒童，也照護其他的男男女女）的位置有關，而她們所處的位置反過來讓她們更加適應于管理關系。
女性在重新定義婚姻的使命（包括經濟層面的使命和情感層面的使命）方面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當代親密關系的制度越來越被定義為一個純粹情感性的組織，由其成員的情感和他們對親密關系理想的實現(xiàn)而維系著，而在這樣的制度中，女性也一直是情感的首要管理者。正是因為婚姻的情感性變得越來越強，所以婚姻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也就是說，婚姻越來越少地基于私人/公共區(qū)分所劃定的明確的性別角色，越來越多地基于個體的情感表達?；橐鱿蚯楦兄贫鹊霓D變，反過來把男女放在了相對于這個情感制度的不同位置上。一項對1003名年輕的成年男女（既有單身者也有已婚者）這樣一個具有統(tǒng)計代表性的大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樣本中約有80%的女性表示，相較于只是供養(yǎng)家庭的能力，她們更重視丈夫表達情感的能力。對大多數女性來說，情感親密性是婚姻的首要目標，也是判斷婚姻是否正當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情感的親密性已經是一種去制度化的力量，它讓婚姻更遵循心理學的模式而不是社會學的，更遵循個體的脾性而不是既定的角色和規(guī)范。研究婚姻的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對此作出了精辟的總結：“個體的選擇和自我發(fā)展的要求在人們建設自己的婚姻生涯的過程中尤為重要?！眱蓚€人能否建立親密關系取決于雙方自愿的情感袒露與表達，從而似乎讓婚姻的發(fā)展變得依循個體脾性的迂回輾轉。正因如此，作為一種表達和管理情感的技術，心理治療的話語在親密紐帶的形成與監(jiān)控中至關重要。
“抽身而去”的敘事結構
與本書前幾章所描述的那幾種迅速燃盡的“不愛”相反，離婚是一種耗費時日的決定，需要動用一整套證成，才能讓這個決定為自己和自己周圍的環(huán)境所理解。因為離婚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決定，所以它自有一套敘事結構，行動者要通過這個敘事結構嘗試解釋——通常是在回過頭來看時——自己或對方的決定。“不愛”是通過一系列事件發(fā)生的，人們認知或歸納這些事件是通過敘事和理由，也就是呂克·波爾坦斯基和勞倫·泰弗諾所謂的“證成的體制”而實現(xiàn)的，而這種認知過程需要同時訴諸個體行動或感受的動機和一般性的規(guī)范。在這些正當化的體制中，既有邁克爾·斯托克（Michael Stocker）所謂的“出于”解釋（out of explanations，比如說，通過動機來解釋行動），也有“為了”解釋（for the sake of explanations，通過指向一個人想要達成的目標來解釋行動）。
“不愛”敘事的第一種類型，也是最不常見的類型，是一種頓悟，一種豁然認清的啟示，或是某人抓住了某種新的理解，讓他認識到了現(xiàn)實的一些新的層面。這種敘事和墜入愛河的敘事截然相對。伯特蘭·羅素和他第一任妻子阿莉莎（“阿莉絲”）·皮爾索爾·史密斯［Alyssa（“Alys”）Pearsall Smith］的故事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有一天下午，我騎車出去，在鄉(xiāng)下的土路上騎著騎著，突然之間意識到，我不再愛阿莉絲了。我以前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此刻才知道，我對她的愛在消失?！彼麄?911年結婚，1921年就離婚了。在這段婚姻中，羅素把“不愛”描述成一種突然的啟示。另一個例子是我的訪談對象，64歲的以色列文學批評家丹尼爾：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離開她的決定）是怎么開始的。有一天我正在洗碗，她走過來，說了些什么，我記不清了，但就是在那一刻，我手里還在洗著碗，結婚以來第一次，我對自己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蹦蔷褪俏覀冴P系結束的一刻。我對自己說完那些話，就再也待不下去，忍不了了。
啟示模式的敘事也能以一場突發(fā)事件為形式，比如愛上了其他人的瞬間，或突然覺察到伴侶身上從來沒有意識到的某些東西。我的一些受訪者向我提起了關系的“轉折點”，也就是他們對伴侶的感知發(fā)生變化的時刻。由可見或不可見的事件引發(fā)的（情感的）“轉折點”是許多現(xiàn)代文學和影視作品的重要主題。比如，2014年瑞典導演魯本·厄斯特倫（Ruben ?stlund）的影片《游客》（Force Majeure），講述的是發(fā)生雪崩時，丈夫不顧妻子和兒女獨自逃命，由此造成了夫妻之間的裂痕。這個事件就是一個轉折點，妻子對丈夫究竟是什么樣的人有了新的認識，而這個認識在夫妻之間鑿出了裂痕（雖然影片結尾這個家庭并沒有瓦解）。
第二種關于離去的敘事是積累式的：微小的事件和日常的沖突一點一點地撕裂了親密性織就的紋理。阿維夏伊·馬加利特用“侵蝕”（erosion）這個詞來形容日常生活的雞零狗碎逐漸損壞了維系日常生活紋理的縫線。微小事件不斷積累，直到被受訪者形容為再難以維系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在這種敘事里，人們積攢事實、行動、話語或者姿態(tài)，作為佐證“某些事情行不通了”的證據。嫁給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著名女演員克萊爾·布魯姆（Claire Bloom），這樣描述羅斯宣布想要離婚的場面：
“你為什么對我這么生氣？”我努力表現(xiàn)得平靜。
菲利普繼續(xù)對我說道，一直說了兩個小時，幾乎都沒有停下來喘息：他說我說話的聲音太輕了，讓他覺得非常疏遠，他覺得我是故意那么跟他說話的。他說我在餐館里表現(xiàn)得很奇怪，一直盯著手表，自言自語地哼哼。他說我在他生病的時候驚慌失措，不知道該怎么應對，在他住院做開胸手術的時候都找不到護士，害得他不得不在走廊上跑來跑去地找?！f我強迫他去看他討厭的歌劇。等等等等。
在此，羅斯的抱怨采取了這樣的形式：對方反復做出了讓他覺得厭惡、惱怒或與他自己的行事之道相沖突的行為。
這種敘事的形式類似“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會用“使水壺溢出來的最后那滴水”或“忍到忍不下去的那一刻”作為比喻。在這種敘事中，自我被放在一個應對日常的分歧和沖突的位置上，這些分歧和沖突逐漸積累，最終超出了容忍的范圍，或在量上最終超過了關系“好”的層面。人們在頻繁發(fā)生分歧或爭吵時會引用這種敘事。這種敘事忙于制造“證據”，證明兩個人的關系或對方身上存在難以彌補的缺陷。
在第三種，或許也是最有趣的一種敘事中，某些事件、行動、話語構成了“微創(chuàng)傷”（micro-traumatic）事件，也就是說，它們標志著人們與自己原本的道德預設發(fā)生了斷裂，主體回過頭來看時，會認為這些斷裂是使她或他無法愈合、無法恢復的事件。人們所經驗的這些創(chuàng)傷事件，往往是在性或情感上遭遇到的對信任的背叛，它們變成了主體無法愈合、無法撤銷的一道傷口。在人們的經驗中，它們常常構成了一種對自我價值和尊嚴感的深刻攻擊。這種敘事的第一個例子來自45歲的法國女教師伊雷娜：
現(xiàn)在想想，我第一次覺得不再愛他，或者沒有以前那么愛了的時刻，是有一次，我身體很不舒服，他卻沒法帶我去看急診，因為他不想取消跟一個重要客戶的約會。在那之后的幾年里，我發(fā)現(xiàn)我真的忘不掉這件事。每次他在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上沒法陪著我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自己遭到了拋棄和背叛。我會不斷回想起那一刻，我一個人在醫(yī)院里是多么孤獨，就因為我丈夫不愿取消跟客戶的約會。所以現(xiàn)在回頭看，我一直都沒有原諒他。這樣想挺奇怪的，畢竟過去的十二年——不對，沒有十二年，因為那是我們結婚四年后發(fā)生的事，所以在過去的八年里，這件事一直壓著我，在我的生活里揮之不去。我一直沒告訴他我有多受傷，我覺得他也從來不曾知道或能猜到。但我一直沒有原諒他。我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信任他了。
在這個例子里，一個單獨的事件標志著一場從未修復的信任背叛。這場微型創(chuàng)傷一直作為一個解釋框架，來讓她認知后續(xù)發(fā)生的事件。下面這個例子來自47歲，出生于美國、現(xiàn)居以色列的瑞貝卡：
他比我大十五歲，跟兩任前妻生了三個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四年之后，也開始想要一個孩子。但他不想。他說自己累壞了，已經有好幾個了，所以不想再要了。他說不介意我去找精子庫或者類似的地方自己生一個，但他不會再當全職父親，也不會撫養(yǎng)孩子。于是我就找精子庫生了一個，可能這就是命運對我們的報復吧，（在孩子出生之后）他開始覺得自己對這個孩子產生了非常強的情感羈絆。但我就是忘不了當初他有多么不想和我生一個孩子，忘不了他叫我去精子庫。這是一件對我無比重要的大事，但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他背叛了我。哪怕最后他愿意為這個孩子承擔父親的責任，我也無法原諒他當初不想要我的孩子。
在這兩個故事中，創(chuàng)傷敘事都是在感受到“被背叛”“被辜負”，或在某些例子里感到“被攻擊”的自我的一個核心層面上開啟的。
這三種形式的敘事——啟示、積累、創(chuàng)傷——構成了三種情感敘事結構，行動者通過它們回過頭來重構和解釋他們從曾經締結的情感紐帶中抽身而去的過程。這三種有關做出決策的敘事，回顧性地解釋了自我是如何脫離一段關系的，解釋了兩個人之間無條件的親近——它正是一段“濃厚的關系”（thick relationship）的特征——是為何以及如何遭到侵蝕、解體和終結的。我即將向讀者展示，這些情感敘事就是本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力量的表現(xiàn)形式。
當然，必須說清楚的是，這里列出的三種關于離婚的敘事類型并不能窮盡離婚的無數原因。它們也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離婚的場面通常要比分手的激烈得多，在情感強度上也要大得多。但我想在此主張的僅僅是這樣的觀點：在關系的建立階段發(fā)揮作用的文化力量，和滲透進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化關系中的文化力量，二者是連續(xù)的。因此，我的論點在于，親密紐帶的形成和維持都是整體社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部分，而這個系統(tǒng)給個體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迫使他們必須獨自去應付好幾種社會約束。這些約束包括：作為一個自主行動領域的性；持續(xù)進行著的價值的評估和貶低，并且消費自我和心理自我的精進會加劇評估和貶低的過程；在自主和依賴之間無意識的目標沖突，以及自我價值遭受的威脅。在從依戀和承諾中抽身而退——也就是“不愛”——的過程中，這些約束都是關鍵的主題。